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思想探源与逻辑

中国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是人民性

作者：包存宽 发布时间：2021年7月21日

 

成果介绍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注重水、土、林等自然保护，生产节约与生活节俭，公共卫生防疫，到开启以污染防治为主的环境保护，再到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兴则文明兴：党的生态文明思想探源与逻辑》一书基于人民性立场，深刻阐释了党的生态文明思想逻辑。

     全书第一部分以时间顺序展开，涵盖了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新中国成立最初30年、改革开放头30余年、2012年党的十八大开启生态文明新时代四个时期，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相关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论点这两个层次，归纳、总结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逻辑。

    第二部分从党-国家-政府、中央-地方关系和党的人民性立场，剖析生态文明内在机制，归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逻辑，就是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理念、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统一。

    最后以现实需要为实践逻辑起点，从制度保障和路径规划两个方面，着力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环境治理能力，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以生态文明树立中国环境治理的“四个自信”，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和优美环境需要，擘画建设美好家园、美丽中国、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清洁美丽世界的图景。

    党的生态文明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可追溯自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观，沿两条脉络形成：一是历经“建党-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新时代”百年积淀与提炼，二是习近平同志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地方从政时对生态文明的实践及理论探索，尤其是十八大以后开启的生态文明新时代。党历经百年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具体方针路线都有区别，但始终不变的是坚持人民性立场，这也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逻辑。

有序传承与创新发展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态文明理念是有效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了毛泽东思想，领导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开始了环保立法与实践。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取得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谋划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2021年7月7日，经党中央批准，在生态环境部成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这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全党全社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必将引领激励各地区各部门把研究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推动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切实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同地方实践协同“共振”

    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而当时，正在梁家河村插队的习近平带领村民建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引发了“沼气革命”，彰显了朴素的生态情怀。

    20世纪80年代初，习近平就将“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写进河北正定县的总体规划，既是对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响应，也成为习近平后来不断进行生态文明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基础和前奏。

    世纪之交，为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原国家环保总局开展了生态示范创建活动。习近平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建设“生态省”战略，亲自担任福建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开启了福建最为系统、最大规模的环境保护行动。同时领导编制《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系统谋划福建生态效益型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和举措，提出将福建建成“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省份”。

    习近平任职浙江期间（2003-2007），十分重视浙江生态省建设，从打造“绿色浙江”到“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再到正式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浙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又一个践行地。

“问题+目标”导向“制度+规划”路径

    通过对环境问题实质的历史反思，对新时代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缓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以及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优质生态产品、生态安全底线的需要等问题的实践回应，以制度建设为基本保障，以建设美好家园、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为目标，通过规划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政府、社会和企业协同推进的合力，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有效性的统一。

    其中，对环境问题本质的认识是逻辑起点。环境问题从最初被视为技术问题——污染就是因生产技术落后导致生产中的“跑冒滴漏”，到2000年以后被视为经济问题——意识到经济发展付出的环境代价，在很多地方已经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收益，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予以解决，“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等一时成为环保界的“热词”，再到十八大以来被视为民生问题和政治问题——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政策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以立法为主的制度——作为约束行为主体的底线。好的制度能阻止坏人做坏事，坏的制度迫使或诱导好人做坏事。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以法律的稳定性持续彰显现代环境法治理念、价值、意志、决心，促使所有企业，无论大小、所有制形式和行业类别，树立确切、稳定的环境守法预期，实现环境法治的目标。另一个是规划，尤其是发展规划。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经验之一是编制好发展规划（计划）。发展规划是中国政府干预和调控经济运行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在凝聚发展共识、引领发展方向、配置公共资源、实现战略目标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以发展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有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进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国独有的长期规划的传统和战略规划的定力，是解读中国发展奇迹的“密码”之一。

    “自觉性”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彰显。中国的生态文明实践先于民众的需要，不同于西方社会环境抗争运动，在选举政治下迫使政府治理污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的意志可以有效有力地转化为国家意志、政府行动、全民自觉，从而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动员力和组织力。

    “能动性”在实践中得到持续强化，“有效性”在实践中得到充分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艰辛探索而取得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雾霾治理、沙漠治理等一个又一个奇迹。以2013年以来的雾霾治理为代表，从举措到治理效果，生态文明建设经受了实践检验，彰显了实践伟力，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体现出显著的有效性和生命力，以及制度优势如何转变成环境治理效能。

始终不变的人民性立场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从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无不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的那样，“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是人民性，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包括优美环境在内的美好生活的需要。2018年5月1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一直以来，人民性也深深地印在中国环保事业的征程上。早在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就确定了环保32字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其中，“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就很好地回答了环境治理“依靠谁和为了谁”的问题，是人民性的党的宗旨和初心在环保领域的真实写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百年来，相关生态文明的理念、观点、制度和实践不断变革，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了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立场：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是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方面，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始终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利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推动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与工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