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西吉县招募猎捕队伍实施野猪种群调控
“赏金猎人”背后的生态平衡如何保持?
记者:董亚楠 发布时间:2024年10月25日
6家专业野猪捕猎队伍与1家野猪无害化处理队伍,近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林业和草原局选中,正式成为“赏金猎人”,并于10月18日对野猪展开猎捕。
按照西吉县林业和草原局规划,将猎捕西吉县域内成年(40公斤以上)野猪300头,并进行无害化处理。据公告显示,此项经费预算为72万元,无害化处理经费预算为6万元。每猎捕一头野猪赏金2400元,进行无害化处理每头再补200元。
公告一经发布,立刻引起全网关注,一时应者云集。西吉县为何斥资招募“赏金猎人”,又如何保障猎捕工作的安全性与科学性?本报记者采访了西吉县林草局工作人员、猎捕队员,以及野生动物保护专家。
数量过多人猪矛盾加剧,启动种群调控项目
“300斤的野猪400斤的嘴”,这是西吉县百姓对野猪致害庄稼能力的形象反映,同时,也反映了当地人猪矛盾的加剧。
西吉县位于固原市六盘山地区,西吉县林草局资源保护室主任张荣告诉记者,随着这些年退耕还林、人工造林、天然林保护等林业重点工程的实施和苗木产业的发展,西吉县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和保护。同时,陆生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也显著改善,使部分种群繁衍快,数量激增,导致人与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的矛盾逐渐突出。其中,尤以野猪危害最大。
据了解,一头野猪连拱带咬,一夜间能糟蹋多亩庄稼;一群野猪更是能在一夜间将大片的玉米、洋芋、蚕豆等农作物毁坏至几近绝收。
面临野猪侵袭庄稼,当地百姓也曾想过一些土办法,比如:按时巡查、在田间地头安装响铃设备、感应报警器等,一开始野猪还有警觉,但之后便习惯了,土办法也没能减少农作物损失。张荣介绍,2023年,西吉县遭受野猪致害的受损庄稼面积估算达1000亩左右。2024年以来,西吉县受野猪破坏的农作物损失也接近200万元。
不止宁夏,野猪在全国多个省份均存在不同程度泛滥,对农作物和人身安全构成威胁。2023年6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新调整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致害严重的野猪被调出。
招募公告显示,此次需猎捕县域内成年野猪300头,一些网友质疑“捕杀数量是否过多进而破坏野猪种群”。其实早在2021年,宁夏就被国家林草局确定为14个全国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省区之一,野猪种群调控是综合试点工作的重要任务。张荣介绍,这次开展的猎捕就是“野猪种群调控项目”,当野猪数量超过固定区域承载量后,林草部门就会下达对应的调控数量,并不是盲目猎捕,开展前也会进行种群数量专项调查工作。
据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六盘山山地-宁夏地理单元常规调查)资料显示,六盘山地区除西吉县外,泾源县、隆德县、彭阳县、海原县等6个县区也均有野猪分布。野猪种群平均数量为1.6万—2.4万头,种群平均密度1.42—3.14头/平方公里。其中,野猪种群数量较集中的泾源县约有7800头—1.1万头,种群平均密度为5.42—8.26头/平方公里。
宁夏林草局在对《关于依法加强野猪危害防控工作保障农林业生产提案》的答复中曾提到,宁夏暂按野猪种群密度1头/平方公里标准进行调控,非危害区域,根据调查结果按2头/平方公里的控制标准,或根据实际危害情况,科学核算猎捕量。据宁夏野猪专项调查技术报告成果,截至2023年8月,西吉县域内野猪种群数量约2600头左右,超出现有野猪种群密度标准,于是宁夏林草局决定开展猎捕工作。
“宁夏林草局还下达了野猪综合防控及致害补偿资金80万元,补偿标准主要根据当前人工费用、猎犬的养殖费用成本、车辆运输费、使用的猎捕工具、无人机操控等成本估算的最低补偿标准。”张荣告诉记者,此次开展的猎捕工作,在猎捕区域、对象、工具、方法等方面均有严格要求;猎捕队也是工作经验丰富的专业队伍,事前还进行了安全培训、购置了人身险,以保障猎捕工作的安全性、正规性与科学性。
投入成本高、风险较大,猎捕需讲究技巧与方法
“赏金猎人”公告发布后,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狩猎队伍响应。张荣介绍,猎捕活动在西吉县公证处的监督下开展,报名队伍要提供猎捕队成员信息、工作业绩、猎捕工具及设备证明材料等进行遴选。
据了解,此次猎捕在西吉县19个乡镇集体林区和9个国有林场林区开展,6家猎捕队分别分配了不同捕猎区域,每队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猎捕50头野猪。而每家猎捕队人数均在5人以上,队员年龄在20岁—55岁。陕西省渭南市城市猎人护农队是6家专业野猪捕猎队其中之一。城市猎人护农队队长张腾飞告诉记者,他们于2022年成立护农队,团队共有12人,因工作原因这次来了7人。
猎捕护农工作只是他们的副业,团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业。如张腾飞经营了一家射箭馆,其他队员有的经营饭店、还有的打点零工……他们因喜好射击聚在了一起,恰巧碰见渭南等地遭受野猪致害农田的问题,便准备结合自己的爱好,做点帮助百姓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主要猎捕农田周围和城市附近的野猪,它们致害范围广,对人的威胁程度最高。”张腾飞介绍,团队开展的护农工作大多是公益性质的,基本是自筹资金,有时也会参与有补贴的招募活动。
开展猎捕工作,投入成本并不低。张腾飞介绍,初期需30多万元启动资金,用于购置猎犬及安置场地、猎捕装备、车辆等。后期,随着运营还要根据猎捕任务添置新设备。“如这次来宁夏,我们就新添置了一辆皮卡并购置了几只快犬。因为我们渭南地形多密林,野猪跑不快,而宁夏这边开阔,需要快犬和速度快的车辆。”
同时,猎捕过程会有猎犬受伤,需护理饲养并添置新犬,也是笔不小投入。“具有捕猎技巧的头犬是队伍‘作战’的关键,每只价格2万—10万元;拖犬、帮犬则便宜些,价格两千元到一万元不等。”张腾飞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承包了6亩地,饲养了100多只猎犬。一年运营下来,在车辆添置及油费、电子装备维修或换新、猎犬的伙食及日常护理等方面加起来约100万元。相较于投入,靠猎捕为业几乎没多少收益,只是作为副业和兴趣爱好发展。
猎捕工作并不易开展,除投入高外,安全风险也大,还需要时间成本。“猎捕通常在晚上进行,因为白天用热成像无人机热源和假目标多,晚上地里安静,便于捕捉。而冬季农活较少,野猪有时白天也会来树林里窜哒。”张腾飞介绍,他们经常晚上九点、十点出去,天亮才回来,一晚上最多时能捕6头。
“野猪很聪明,并不容易寻找。所以,猎捕需讲究方法与技巧,网捕和猎犬捕捉是最常用的方法。”张腾飞介绍,这次他们7个人开了两辆皮卡、带了30只猎犬,分两组进行。每组分工明确,一人开车,一人操纵热成像无人机,还有一两个人“放狗猎猪”。猎犬也有分工,有专门负责搜寻、追赶野猪的头犬,有负责包抄、拖拽和控制野猪的拖犬。
捕猎时先由驾驶队员将车开到野猪出没的地方,然后通过热成像无人机来追踪野猪的具体位置,在距离野猪约二三百米时,放出嗅觉灵敏的头犬,快速锁定野猪,这时其余拖犬便会冲上去拖拽控制,猎捕队员这时也会及时赶到,补刀给它致命一击,并运走交给无害化处理团队。
猎捕只是末端手段、应急之策,需重视背后的生态平衡
如今,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不再局限于绵延的荒野中了,在城市也能看见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与人类共享生存空间。
“这是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意识进步、野生动物保护宣传、相应法律完善等方面合力的结果。”北京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项目主任彭奎告诉记者。
“另外,城市快速发展,野生动物栖息地被挤占、缺少天敌导致的生态系统失衡等因素,也会导致野生动物数量无法通过自然调节得到控制,局地出现种群激增、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加剧的现象。”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孙全辉博士告诉记者。
在探讨野猪泛滥问题及解决方案时,会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核心议题:如何在保护动物与保障人类利益间找到平衡点。
“动物保护追求的是人与动物以及自然的共赢,而不是顾此失彼。”孙全辉表示,动物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而当动物与人类发生冲突时,人类首先要反思我们在保护、发展和管理等方面是否出现问题,同时采取行动不断改进。
另外,从公众安全角度,孙全辉建议,人们要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随意饲喂、接触。“投喂会改变野生动物行为,让其与人类接近并减少对人类的防范意识和畏惧,进而增加意外风险。”
“野猪泛滥进行猎捕,只是一种末端手段和应急之策,虽然能在短期内控制其种群数量,减小致害范围,但并非长久之计。我们需要更加重视背后的生态平衡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野生动物与人类共存的挑战。”彭奎告诉记者,当野生动物种群增长过快,对人类生活造成影响时,我们需采取更为精确的监测与评估,以了解种群的真实状态,而不能完全从我们自身利益受损的角度去考虑。根据科学评估,制定出合理的管理策略。必须猎捕时,也应注意避免对其他动物的意外伤害。同时,对猎捕后的成效也应进行科学评估。
另外,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也是平衡动物保护与人类利益的重要途径。彭奎表示,对于因野生动物损害而遭受损失的农民,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商业保险、种植结构调整等方式提供补偿,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这种补偿机制不仅能够保障农民利益,还能提高社会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接受度和支持度。
“恢复和保护野生动物的天敌也是维持生态平衡的有效手段。”孙全辉介绍,比如通过保护和恢复虎、豹等野猪的天敌,来自然控制野猪种群数量,减少对人类的直接威胁。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自然调节机制,还能减小人为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
“要从根本上解决野猪泛滥问题,需要我们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生态治理策略,包括科学监测、生态链恢复、生态补偿、种群调控效果评估等一系列举措,只有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我们才能在动物保护与人类利益保障间找到那条微妙的平衡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彭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