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之城”的倡议者与建设者

——记郭陶然与城市荒野工作室

 记者：山冰沁 发布时间：2021年9月22日

 

▲城市荒野长期组织各种类型的自然教育活动。城市荒野工作室供图

 

第一次见到郭陶然，是2020年7月初，在城市荒野工作室的生态修复项目现场——上海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郭陶然认识其中所有的动植物，并熟知它们的喜好：谁和谁一起生长，适合怎样的地形、光照与土质……他都如数家珍。

 

“我们和一些污染治理类的生态修复项目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我们恢复的是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郭陶然如是说。

 

专注生物多样性修复，把爱好变成职业

 

当时我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的项目组专员，主要研究上海市的可持续城市规划与生物多样性恢复、保护。整个2020年上半年，我调研了许多在上海从事生物多样性恢复工作的机构，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像郭陶然他们这么专业、全面的团队。说起来，郭陶然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学家，对整个城市生态系统极其熟悉并拥有“调控”的能力。

 

他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一个教师家庭，两三岁起被父母的同事带去生物实验室看标本制作，萌生了对自然的兴趣。随后他不断饲养或栽培各种动植物，历时30多年，仅栽培的植物就超过了6000种。由于常年随身携带“宠物”，人送外号“虫哥”。

 

进入上海的大学后，郭陶然在校内成立了“自然博物协会”，带领会员观察校园自然环境，辨认动植物，还整理出一份详尽的校内植物名录。

 

当时，郭陶然认为校内的自然环境并非理想的动物栖息地，因而向校领导提出生态修复方案，甚至希望由他本人在校内开设一门新课程来普及生物多样性恢复知识。为此，他还认真编写了教案。

 

这个愿望最后没有实现，不过，用郭陶然的话来讲，“从那时开始，我就知道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就是做生物多样性恢复的研究与实践。”

 

初涉修复案例，小环境生态系统实现平衡

 

2013年，郭陶然与伙伴共同创立了城市荒野工作室，旨在保护与恢复城市中严重受损的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

 

当时，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有限，并不理解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郭陶然则认为，城市的生态修复十分紧迫，虽然城市绿化率受到重视，但绿化质量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大多数仍以园林植物种植为导向，且没有入侵风险评估；种植缺乏乡土物种，也没有依据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设计，不能为城市中的野生动物提供食物与栖息地，是动物眼中的“绿色荒漠”。

 

研究城市生物多样性及其修复，需要观念的转变和大量资金。彼时，郭陶然和团队只能先从自然教育入手，一方面通过生态科普活动普及乡土物种保护的理念，另一方面用活动收入支持生态修复方面的研究。

 

“实际上，在城市环境中即便只做自然教育，也是需要先进行生态修复的。”郭陶然解释说，因为目前的城市绿化大量使用外来的园林植物，并不能满足乡土动物对食物与栖息地的需求。“假设我们做一场观察蝴蝶的活动，就需要在某片绿地有一个稳定的蝴蝶种群。我们需要对这些绿地先进行生态修复，以维持这些物种的稳定种群。”

 

2015年，在一场关于上海乡土物种保护的公益讲座中，刚从海外考察回来的上海市浦东新区绿化局领导了解到郭陶然的“城市生态保育”理念，很像在国外所见的生态复育，因此支持郭陶然利用浦东金桥地区宜嘉苑的5亩地进行试验。

 

在宜嘉苑生态保育区的项目中，城市荒野工作室实践了将场地先变成“次生裸地”——调整、移除原有的绿化，再以大量符合自然演替规律的人工干预形式重建生物群落，加速大自然的次级演替。

 

郭陶然认为，在大型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领域，虽然欧洲城市积累了大量依靠自然主动恢复的经验，但许多国外经验无法套用。因为我国的中大型城市规模远大于大多数同级别欧洲城市，且城市周围的自然植被在历史上也受到了较严重的人为干预，难以依靠物种自然扩散的方式恢复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如果放任场地“自然恢复”，结果很可能是场地被入侵植物占满。

 

因此，我国城市的生态修复应注重生态重建，首先人工引种缺失的乡土植物，形成适宜的生境后，再引入具有重要生态功能但无法自然迁移至项目地的动物，如鱼类、两栖动物及扩散能力较差的昆虫等，辅助后期生态系统的稳定与自我循环。

 

这一构想在宜嘉苑的项目中充分实践。场地在3年后形成了接近上海本地自然环境的植物群落，小小5亩地里，共监测到乡土植物260种，原生鱼类、两栖动物、软体动物40种，昆虫110种。由于稳定的生态系统已经形成，入侵物种不再能构成威胁。

 

随后，城市荒野工作室又提出“貔貅原则”，项目场地“只进不出”——所有园林“垃圾”都不得外运，枯木锯成段任其自然腐朽，为真菌与甲虫分解；草本和树叶任其自然凋落，在冬季形成落叶层。

 

项目场地形成了新的土壤层，在持续的生态调控下，生态系统实现平衡，无需再施用任何农药，就能实现自我更新与循环，也将绿化养护成本降到一半左右。

 

宜嘉苑项目不仅是上海第一个成功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案例，也为城市居民尤其是孩子，提供了一块珍贵的、可以直观认识上海生态系统的自然教育场地。

 

构想中的“生态之城”，包含彼此尊重的相遇与融合

 

郭陶然和团队并不止步于此。宜嘉苑项目后，他们又开展了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修复探索，从校园绿化的生物多样性优化到农村水稻田人工湿地生态修复，从郊野公园的再野化到江浙山区典型的毛竹林生态修复……郭陶然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希望可以先建立长三角不同类型生态系统修复的示范案例，再通过对不同生物群落演替规律数据的收集与研究，连通上海乃至长三角的生态廊道与生态网络。

 

郭陶然希望通过30年持续的生物多样性恢复与研究，将上海塑造成一座“生态之城”。

 

“上海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是郭陶然团队的又一个经典修复项目，共保育上海乡土植物400余种，乡土动物800余种。

 

项目场地目前也成为了上海市第一个乡土生态科普基地，自2020年5月对外开放以来，共开设自然教育课程18门，累计超4500人参加。

 

场地位于浦江郊野公园境内，占地面积1.7公顷，城市荒野工作室将它恢复成了容纳7个不同乡土生境类型的“荒野”，展现了一个郊野公园原本应具备的“野境”与生态服务功能。

 

“实际上，对比城市中的其他绿地，郊野公园更适合做生物多样性恢复，因为它并不产出太多经济价值，原本就应当承担起保育乡土物种、城市生态安全屏障的功能。”郭陶然这样说。

 

目前，国内对生物多样性恢复的技术研究才刚刚起步，还存在很多不足。如对群落结构与功能的忽视，仅将“更多的物种”作为生态多样性概念的全部；也有仅关注植物多样性的恢复，而忽略野生的动物多样性。

 

但无论如何，城市荒野工作室让我看到了一种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能性。他们还原出一种人与自然互惠式的治愈图景。正如郭陶然的生态科技公司名为“天渊”，取自《诗经》“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之句，意谓万物各得其所，自然自在。也许，这就是人与自然的未来，一种包含着彼此尊重的相遇与融合。